1900年前后，一本名为《东语正规》的教材在留日学生中悄然传开。这本由唐宝锷与同学合著的书籍，终结了中国人学日语只能依赖“笔谈”的历史，被尊为“中国人编日语教材之鼻祖”。这一年，唐宝锷22岁。

　　著书立说，于他而言，只是牛刀小试。这位从广东香山走出的青年，胸中燃烧着更滚烫的抱负。他目睹了日本明治维新后法律体系对社会面貌的根本性重塑，一个信念在心中产生：为中国寻出路，不仅要“变器”，更要“变法”。

　　于是，他毅然将一生投注于两件事：把世界的法律“请进来”，把中国的法治人才“立起来”。自此，他终将一部部晦涩的法典，化为启迪国民的钥匙；将原本空荡的学堂，变为淬炼司法脊梁的熔炉。

　　编书启智：方寸纸页凿开语言墙

　　1878年，唐宝锷出生于上海，族名宗鎏，字秀峰，祖籍广东香山县唐家村（今属珠海市唐家湾镇）。他的父亲唐昭航在上海滩赫赫有名，属唐族“买办世家”和“茶叶世家”的重要成员，与唐廷枢等在上海参与多项商业活动。这个生于巨商之家的少年，并没有沿着家族的经商轨迹走下去。

　　1896年初，18岁的唐宝锷从上海回乡考中秀才。恰值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首次选派留日学生，唐宝锷应试入选。同年农历三月，他成为第一批清廷官费赴日留学生中最年轻的一位。

　　彼时，甲午战败的巨痛正灼烧着这个古老帝国。朝野上下开始把目光投向打败自己的东瀛岛国，视游学东瀛为变法图强的捷径。唐宝锷在这样的历史关口踏上了那片土地。

　　初到日本的留学生活并不轻松。由于日语水平普遍不足，这批留学生无法直接进入正规学校学习。负责管理他们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以私人名义设立“亦乐书院”，专门教授日语，兼学数理化。13人中有6人先后中途回国，3年后仅7人毕业，唐宝锷名列第一。

　　1899年毕业后，年仅21岁的唐宝锷被清廷任命为驻长崎领事馆代理副领事，两年后调任驻东京公使馆馆员。因日语极好，每逢清廷官员访日，他都充任翻译。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他与戢翼翚合著了专门为中国人学习日语编写的教材《东语正规》，这是近代中国最早的日语教科书之一。

　　如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所言，《东语正规》是“中国人第一部科学地研究日文的书”。珠海留学文化馆留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沈荣国表示，和《中东通语捷径》等早期学习日语的资料相比，《东语正规》详细讲解了日文的品词分类、活用动词变形及句法，还选编了教导修身养性、提倡忠孝伦理的课文，内容更为全面、更为科学，“如其书名‘正规’所显示，该著作应为中国人学习日语教材开始走向正规化、规范化的起点。”

　　1902年大儒严修赴日考察教育，唐宝锷全程协助，为严修做翻译，陪同参观了弘文书院和早稻田大学，并引荐拜访早稻田大学创办人大隈重信。这段交往，展现了青年唐宝锷在中日教育交流中所扮演的桥梁角色。

　　司法树人：学堂里淬炼“大先生”

　　唐宝锷的志向不是仅仅做一名翻译官。甲午战败带来的国难与屈辱，令他不断反思国家积弱的根源，探寻救国图强的道路。留日期间，他遍阅典籍，最终将目光锁定在法律之上。

　　1903年，唐宝锷从早稻田专门学校毕业后升入早稻田大学，在政治经济部学习国际法和法律。1905年毕业，取得学士学位，成为中国最早在日本取得学士学位的留学生之一。

　　此刻的唐宝锷，已非昔日懵懂少年，他胸中既有内地法系的严谨逻辑，又浸染了日本维新志士的实践精神，一位“大先生”的学养根基，在东瀛这片土地上悄然铸成。

　　“中日甲午战争后，清廷推动学生留学日本的初衷是学习日本向西方学习的经验，法学领域是重中之重。”沈荣国表示，“唐宝锷的学习情况及回国后几年的发展和贡献，让后续留学人员形成了留学日本学习法政专业的动力。”在唐宝锷之后，张百麟、江庸等留日法政学生，后来多成为近现代中国司法史上的要人，他们对近代中国法学教育、法学发展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1905年，唐宝锷学成归国。6月，他参加清廷对留学生的第一次殿试考核，与金邦平等8人以优异成绩获一等进士，赏翰林院检讨衔。同年，清廷为筹备立宪，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唐宝锷以参赞衔随镇国公载泽赴日考察。日本内阁派法学士穗积八束介绍日本宪法、大藏省主计局长荒井贺太郎介绍日本财政沿革，均由唐宝锷口译。

　　从1906年至辛亥革命爆发前，唐宝锷历任直隶官吏政法研究所监督（校长）、天津司法官养成所监督（校长）、洋务局会办、陆军部首席参事官、川粤铁路督办等职。其中，出任直隶官吏政法研究所监督（校长）与天津司法官养成所监督（校长），是他生平中最具“大先生”色彩的一段经历。

　　直隶官吏政法研究所和天津司法官养成所的前身是建立于1904年的北洋发审公所，该公所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官方司法改革与人才培训机构，其成立时间早于京师法律学堂，因此亦可视为近代中国最早的官办司法类院校。沈荣国介绍，该公所所培训出的人才与试行经验，直接促成了1907年中国最早的地方现代法院（天津高等审判分厅与天津地方审判庭）的诞生，奠定了中国现代司法制度的基础。1909年3月，北洋发审公所几经演变，成为直隶官吏政法研究所，唐宝锷出任监督。直隶官吏政法研究所“分途教授司法行政两科，凡本所向章所收之正途出身，高等以上学堂毕业等员，或在所研究已久者，照常肄业……从前候补人员及新选分发到省留津例入法政学堂肄业者，考验后即咨送入所研究，分别长期三年速成半年毕业”。同年10月左右，直隶官吏政法研究所改为天津司法官养成所，唐宝锷继续出任监督。在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尚存、新式法学教育刚刚萌芽的时代背景下，这里承载着为中国近代司法体系培养第一批专业人才的历史使命。

　　在沈荣国看来，由于当时直隶及北洋对全国其他地方的示范作用，从北洋发审公所，演变到直隶官吏政法研究所，再到天津司法官养成所的发展历程，实为全国各省开展司法教育的先声和模板。从这个角度来看，出任近代中国最早司法院校校长（监督）的唐宝锷，开启了中国早期法学教育的进程，堪称近代中国法学教育早期发展史上的重要先驱。

　　另外，相关史料显示，唐宝锷在1905至1911年，一直在直隶“襄办新政学务洋务”，即他可能同时也曾在直隶的其他相关院校任职或提供支撑或参与创办。“换言之，唐宝锷在晚清教育特别是司法教育领域的贡献可能远超我们如今所知晓的内容。”

　　此外，作为陆军部首席参事官，唐宝锷还承担了起草陆军刑法的重要工作。据《广州大典》收录的著述显示，唐宝锷在辛亥革命前广泛涉足法律、铁路、教育、农业等领域，成书于光绪、宣统年间的著作包括《宪法访问录》《国际法访问录》《日本司法窥要》《日本刑法大全》《铁路经营访问录》《山东农业实用改良法》等。他推崇基于中国社会实际条件进行改革的方法论，拒绝盲目照搬西方，强调立足国情——这种“接地气”的法治思维，恰恰是当时中国最稀缺的。

　　辛亥革命爆发后，唐宝锷参加南北议和，任北方总代表唐绍仪的随员。此后在北洋政府历任国会议员、大总统顾问等职。1925年国会解散后，他退出政界。

　　以法护民：乱世间撑起正义旗

　　退出政坛后，唐宝锷在天津购地置房定居，在北京、天津两地开设律师事务所，开始了长达20余年的职业律师生涯。

　　那个年代的中国，律师制度尚属新生事物。传统社会中，诉讼多由“讼师”包揽，地位低下；而近代意义上的律师，是法治社会的产物。唐宝锷以其早稻田大学法学士的身份、满腹的国际法和日本法律知识，成为天津法律界一颗耀眼的明星。

　　他与日本法学士大木干一律师合办“中日法律联合事务所”，处理了诸多中日间的法律事务，被公认为中日之间的法律问题专家。他还被北宁铁路局聘为法律顾问，并作为京津律师代表多次出席全国律师协会代表大会，被大会选为执行委员、会长。

　　1939年日本著名学者实藤惠秀曾专程赴天津拜访唐宝锷，并在其出版的书籍中专设《唐宝锷会见记》一章。据记载，当时唐宝锷已年过花甲，身穿白衣手摇羽扇，用流利的日语回答了实藤提出的各种问题。后来，实藤惠秀在所著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比较细致地记载了唐宝锷等人留学日本的情形，并插图有唐宝锷和嘉纳治五郎等人的合影。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木干一于1939年返日，联合事务所停办。令这位“以法为器”的老律师屈辱的是，他在天津河北四经路南的住宅被日本人强占，沦为橡胶工厂。身为律师，竟然无法以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家产，唐宝锷郁郁成病。抗战胜利后，他依程序向有关部门呈请发还房产。

　　晚年的唐宝锷仍坚持执业，直到约1948年才停止律师业务。1953年，他病逝于天津，享年75岁。他留下的著作达20部之多，包括《东语正规》《日本警察法令提要》《日本钺律》《日本刑法注释》等。

　　纵观唐宝锷的律师生涯，他既精通国际规则，又深谙中国国情；既能与日本律师合办事务所，又敢于在侵略者面前直言不满。在一个法治尚未建立的时代里，他用手中的法律知识，尽量为国人争取权益与尊严。这种“以法护民”的执业伦理，正是中国法治现代化最可珍视的火种。

　　“从近代中国留学教育史角度看，唐宝锷是不折不扣的先驱；从近代中国司法教育史角度看，唐宝锷是早期屈指可数的‘大先生’之一；从中国人学习日本语言文化及中日文化交流角度看，唐宝锷是‘摆渡船’的建造者；从近代中国律师职业化进程角度看，唐宝锷不仅是先驱，更是几十年如一日的践行者。”沈荣国说。

　　情系故土：伶仃洋回荡赤子心

　　唐宝锷一直在关注着家乡，并为家乡发声。1909年，中国和葡萄牙派员查勘澳门界址，葡萄牙方面妄图将包括湾仔、银坑、南屏、北山等乡在内的“对面山”，及大横琴岛、小横琴岛等今属珠海的多地纳入葡占区。当年，在香山籍官员中，唐宝锷的品级并不高。但是，为家乡而焦急的他和谭骏谋等香山绅士一道致电两广总督袁树勋和中国谈判代表、中法云南交涉使高而谦，认为应该“秉公查勘，不得畏难退让”，请求他们“力争”。唐宝锷的发声，推动高而谦始终没有承诺将“对面山”及大小横琴岛划归为葡萄牙属地，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同时，也保全了后来珠海辖地的版图。

　　作为中国早期留日法学士之一，唐宝锷把日本的法学知识带回中国，通过翻译著作、培养司法人才、亲身执业等多种方式，推动了中国法律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他从伶仃洋畔走出，将近代法治理念带回了中国，这份“开放进取、兼济天下”的赤子情怀，是珠海城市精神的生动注脚，其不畏艰难、务实创新的精神，亦是珠海地域文化典型的写照。

　　如今，位于唐家后楼巷的唐宝锷故居已被珠海高新区认定为辖区内的10处历史名人故居之一，与苏兆征故居、唐绍仪故居、唐国安故居等共同成为珠海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高新区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文物工作方针，对唐宝锷故居等名人故居开展修缮保护。在唐家湾瑞芝唐公祠内设立的唐家村史馆，设有“名人英烈”专题展，系统展示唐宝锷等71位历史名人的风采。

　　今天的珠海，依然保持着那份敢闯敢试、开放包容的胸襟，正以建设“法治珠海、文明珠海”的实践，回应着大先生当年“以法育民、以教兴邦”的夙愿。他播下的那粒关于文明、关于法治、关于教育与人的现代化之种子，已在家乡的土壤里生根发芽，长成一棵枝繁叶茂、荫庇后人的参天大树。唐宝锷，这位从珠海走出的“大先生”，其风范与精神，正如唐家湾百年不熄的渔火，虽历经风浪，却永远为后来者照亮着前行的航程。

　　（摘自2026-6-11《羊城晚报》第ZXA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