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女猎人”号帆船静静地停靠在广州黄埔港，三个20岁左右的男子拿着简单的行李准备登船，踏上未知的海外求学之旅。三人中，年龄最小的叫做容闳，后来他成为家喻户晓的中国留学生之父；年纪最大的叫做黄胜，他与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报学家王韬合资筹建中华印务局；另外一人叫做黄宽，他是中国第一位留英学习西医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学者。

　　如今，在位于珠海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广场上，黄宽的雕像高高矗立，纪念着这位中国西医事业的奠基者和前任院长。顺着黄宽雕像的目光看去，不远处，是他的家乡东岸村，那里绿树葱茏，繁花似锦。

　　长寿之乡，全球开枝散叶

　　“东岸”的名字始见于明嘉靖《香山县志》，唐宋年间，村地处金星水道岸边、南山脚下的东北面，故称“东岸”。

　　东岸村坐南向北，明清时期，为防海盗入侵，在村子的四面筑起了围墙，现在在村中还能找到当年围墙的遗迹。这些围墙用夯土筑成，里面还能看到被打碎或完整的蚝壳，极具沿海特色。

　　虽有海盗入侵，但从明清两代开始，东岸村已经是“唐家湾第一长寿村”。根据《香山县志》记载，明清年间，唐家湾地区百岁以上的老人有17人，其中最长寿的是明代东岸村人黄斗南，享年104岁，全镇九旬以上的老者176人，其中东岸村就占了63人。

　　东岸村里，黄姓为大宗。根据民国九年（1920年）版《黄如在堂族谱》，黄姓入粤始祖居正，名由，号寅斋，宋朝年间由福建迁至南雄珠玑巷。其六世孙黄述，字广台，于元代由东莞茶园迁居香山县长安乡章背村（明改称“东岸”），为东岸黄氏始迁祖，自此，黄氏在东岸村繁衍生息。七世孙博斋，生三子。直至今日，每年清明节，东岸黄氏子孙都会在留诗山举行集体祭拜七世祖博斋公活动，外出的黄氏族人大都回乡参加。另一位六世孙黄隆则来到珠海斗门的荔山村，成为该村黄氏的始迁祖。

　　东岸社区党委会第一支部书记何德成介绍，由于生活条件艰苦，当时东岸黄氏的人丁并不兴旺，第四代的时候，全靠姑姑一家抚养才得以长大，直到第八代才开始“开枝散叶”，黄氏族人逐渐遍布全国各地。现在深圳宝安区的甲岸村（原名隔岸村），就是由东岸村的黄氏族人开基立村的，由于两地隔着珠江入海口相望，因此取名隔岸村。甲岸村也为当时深圳的改革开放作出了无私的奉献。而在美国的夏威夷，有数千人的东岸黄氏族人定居，这也让东岸村成为“侨乡”，村中地标性建筑东岸绵始大楼，便是由侨商黄绵始所修建的。

　　黄绵始16岁到澳大利亚谋生，30岁后发迹，成为当地侨领。清光绪十年（1884年）任夏威夷中华会馆保安局总理，后回香港经营房地产。20世纪30年代初，获中山模范县县长唐绍仪之邀回乡参与中山港建设，贡献良多。其间，黄绵始自建一栋四层西洋楼，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为其题“绵始寄庐”。同时，黄绵始还重建祖屋，倡建东岸小学，捐资让全村学童免费读书，并在村铺上白石街，后因乡绅阻挠，仅铺设半条石板路。

　　东岸村口的北溪庙则被称为东岸村的祖庙，石刻的楹联“北溪遗泽远、东岸著灵长”依旧可见。何德成介绍，在东岸村，流传着当地人称为《祖公诗》和《祖妈诗》的颂歌，这是海内外黄氏族人中广泛流传的认亲传统，在认亲时，总要对方背诵，最早的起源是战国春申君黄歇的楚歌《送子行》，直到唐末时期，福建邵武黄峭山才正式定下来并广为流传。

　　敢为人先，黄氏杰臣享誉英伦

　　在东岸村，黄宽是绕不开的人，“杰臣大医生”的名号，至今还在村中老人的口中传唱。

　　黄宽名杰臣，号绰卿。黄宽出身农家，天资聪颖，但父母早亡，由祖母抚养长大，幼时的黄宽曾进入村里的私塾念书，但由于家境贫寒，被迫中途辍学。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黄宽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转折，他被送到澳门马礼逊学堂念书，这是西方在中国举办的第一所传播西学的学堂，美国传教士布朗夫妇任校长。

　　1842年，学堂迁往香港，黄宽一行与校长布朗随往。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19岁的黄宽迎来了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当时布朗的夫人患病需要回国，临行前，布朗站在讲台上，询问有没有人愿意随他去美国，不仅能够享受到更优渥的教育资源，还能得到一笔补偿金。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背井离乡，坐船几个月到一个全是洋人的地方读书，大多数人不觉得是件好事儿。

　　教室陷入了沉默，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后，最终，三名学生站了起来。后来，作为其中之一的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写道：“当勃先生（即布朗）布告游美方针，予首先起立，次黄胜，次黄宽。”寥寥数笔，记录下了中国最早的三位留学生作出人生最重要抉择时的瞬间。

　　随后，黄宽与容闳、黄胜一起随布朗赴美，入读曼松书院（Mon-son Academy）。1850年，黄宽毕业，接受了香港某英商的赞助，于同年11月4日考入英国爱丁堡大学，这是英国历史悠久的高等学府，即使到了今天，这里仍是学术象牙塔般的存在。黄宽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他首年攻读文学系，次年改修医科，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大学四年本科，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和医学学士学位。随后，黄宽继续攻读病理学和解剖学博士课程。

　　1857年8月，在爱丁堡大学的毕业典礼上，来自世界各地的54名精英被授予医学博士学位。在满是金发碧眼白人的礼堂中，黄皮肤、黑头发，身穿马褂、留着辫子的黄宽显得十分突兀，但他以排名第三的优异成绩，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成为最早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

　　仪式上，爱丁堡大学著名医学家辛普森特别提到，“在你们中间，黄宽作为一名值得称道和谦逊的学生，赢得了高度评价”“他所获得的奖励与荣耀给我们带来希望”“我相信，作为毕业于欧洲大学的第一位中国人，他将成为西方医学艺术与科学的代表，将在他的国人中产生重要的影响”！

　　医术高超，为中国西医事业奠基

　　咸丰七年（1857年），黄宽谢绝了欧美医学机构的盛情邀请，以中国首位医学博士的身份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回国之路。“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为此，黄宽付出了毕生心血。

　　一开始，黄宽遵资助人的意愿，接受伦敦传道会的委任，开始在国内传教，但受到伦敦传道会本杰明·霍布森等英籍传教士的排挤，黄宽辞去了传教士的职位，出掌香港民用医院管理工作。次年，黄宽迁回广州，从此，他将毕生的时间致力于医疗和医学教育的事业。

　　黄宽在广州开设了首家由中国人主持的西医诊所，在那时的中国人心中，对于西医既好奇又有些抗拒——那些洋人把人的五脏六腑说切就切，有时候还会解剖人的尸体，看起来着实恐怖。但黄宽不一样，他是广东人，会讲白话，也能像西医一样治病做手术。很快，黄宽以学识渊博、医术精湛、医德高尚而闻名遐迩，西医因此在省垣内大行其道。咸丰九年（1859年），黄宽的诊所已经拥有床位80张，4名华人西医学生；咸丰十二年（1862年），黄宽任广州海关医士。其间，黄宽还曾受命任李鸿章的医疗顾问，但是仅半年后，黄宽就辞职，上海道台丁日昌极力劝他复职，但黄宽终未同意。他回到广州，重操医疗和医学教育的事业。

　　黄宽的第三个转折点在咸丰九年（1859年），美国医生嘉约翰在广州创设博济医院（前身为新豆栏医局），这是在华历史最久远、影响最大的教会医院之一。嘉约翰长期在此担任院长，他对黄宽甚为尊重和敬佩，医院开张后，黄宽常来协助他的工作，包括疑难杂症的会诊、大手术的施行等。其间，黄宽彻底打响了自己的名号，旅居广东的洋人无不称赞黄宽医术高超，更甚于欧美医生，纷纷上门求治。

　　同治三年（1864年），医院开始招收西医学生，黄宽参与培养华人医生的教学工作；同治五年（1866年），医院正式附设南华医学堂，由黄宽和嘉约翰执教，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培养西医的教会学校。在这里，黄宽负责教授解剖学、生理学和外科学等课程，嘉约翰则负责撰写教材和讲义，遇到难以翻译的医学词汇，二人还共同研究。次年，黄宽代理博济医院院长。

　　光绪二年（1876年），学校扩张，添置了实验室设备，建立了标本室；光绪五年（1879年），首招三名女生入学。她们在三年的理论课学习后开始了临床实习，中国首批西医人才由此诞生，同时还形成了全新的医疗体系，在当时的国内广为传播。

　　容闳称赞黄宽“医学翘楚。其智慧之高超，医术之精湛，教人艳羡不已。外科医士中，好望角以东，其医术无出其右。其在广州之伟业，为华洋两界交口称道”。嘉约翰也称“黄宽堪称中英文化交流之象征，亦中英人民友谊之典范”。而博济医学堂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成为今天我们熟知的中山大学医学院。整个医生生涯中，经黄宽治愈的病患者数不胜数，仅有记载的膀胱结石手术，便做了3000余例。

　　光绪四年九月十五日（1878年10月10日），终生未娶的黄宽因患项疽病逝世，终年50岁。中西人士无不惋惜。

　　据说，当年在广州赴美的途中，“女猎手”号在圣赫勒拿岛靠岸，黄宽三人借机凭吊拿破仑墓，他们将墓前的柳树折下一柳枝，带到船上倍加爱护，布朗体会到弟子离别祖国的心意，将柳枝种植在纽约阿朋学校内。后来容闳重游阿朋学校，柳枝已长成大树，待黄宽去世时，柳树也已经枯萎，令人不胜唏嘘。

　　黄宽的故事并没有结束。2007年，英国爱丁堡大学副校长博尔顿一行访问珠海，并与珠海深入探讨建立“爱丁堡大学-黄宽奖学金”以及今后两地大学之间开展合作交流等事宜。

　　重建公园，感受富国强家豪情

　　时间来到民国十八年二月（1929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第十九次国务会议核准改中山县为全国模范县。

　　中山县长黄居素带领中山县建设局长陈丘山、园艺师孔宇平等人考察了位于东岸村的留狮山（1931年改称留思山，1981年改称留诗山），他们认为这里“风景优美，树木葱茏，左有海岸环抱，东接唐家环，西望总理故居，形势天成，规模宏壮，以之建立中山公园，庶可名实相符”，于是“特提议指定留狮山为中山公园”，改山名为“留思山”，寓意思念总理之意。为此，黄居素主持筹划建设一个功能完善的综合性公园，并开辟了贯通全山的道路。

　　1931年3月，唐绍仪兼任中山模范县县长，致力于中山模范县的各项建设工作。他继续建造中山公园，并修建“中山公园路”衔接往来新市区的路线。几经努力，终于在1932年10月，举行了中山公园的奠基典礼。

　　1933年，唐绍仪又亲自请政，主持会议，筹措资金，实施了中山公园奠基后的一期工程。该工程包括整理和增修了贯通全山的道路，修建了公园的门头、甲乙两种凉亭（甲亭为晚翠亭，乙亭为八角亭）以及工人住屋。

　　但是，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陈济棠担心唐绍仪把中山模范县建成“独立王国”，影响其经济利益，于1934年10月7日通过亲信发动唐家兵变，迫使唐绍仪下台去职，使中山县政府又从唐家湾迁返石岐，中山港建设规划成为泡影，建设中的中山公园也不得不停建。

　　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珠海市对中山公园进行了修复建设，并于当年10月10日举行了开园仪式，时隔近百年，中山公园终于在人们面前显露了自己的“身姿”。2020年9月，珠海高新区留诗山片区人居环境提升项目正式启动，总规模达25万平方米。2021年11月12日，中山公园二期正式开放，这里山水相依、风景优美，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

　　如今，中山公园在留诗山最高点，也就是当年晚翠亭的位置按原状修复了晚翠亭，亭子里面还放置了原有“振兴国货”的瓦当；八方安和隐藏在一片竹林和参天大树中，这里是遗留建筑八角亭的所在地，原为满足乡民遮风避雨的需要而建，寓意“生活安和”；中山公园的门楼现在也已经修复，这里的展览讲述着中山公园的过往，展示中山模范县时期唐家湾地区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公园广场竖立着孙中山先生的铜像，象征着青年时期的孙中山从翠亨出发，途经这里奔赴澳门，走向檀香山、走向世界；广场还设有“天下为公”石刻，弘扬着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为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游客和市民在美景当中，依然可以感受到先辈们立志富国强家的豪情。

　　（摘自2024-1-11《羊城晚报》第ZXA10版）